在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之后，阿华给儿子小军一个口头承诺，这减轻了小军对学费问题的担忧，也缓和了紧张的父子关系，那场一触即发的父子官司嘎然而止。但是本报的这组连续报道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讨论：在生活贫困、亲情隔阂和法律规定面前，有多少像阿华和小军那样的父子最后能不伤和气，不伤亲情地解决问题？类似的社会问题该如何解决？
媒体的责任心是润滑剂
“一个家庭的和谐其实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密切相关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阿华和小军的家庭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，因此，解决这样的问题也需要社会的责任。”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说。
陈有西说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法律解决，尤其是亲情关系，如果闹到法院处理，往往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，不利于问题解决。而本报的积极参与，最终让一对父子缓解了矛盾，避免了对簿公堂，这种解决方式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，值得提倡。
杭州市中级法院行政庭庭长、高级法官尹昌平说：“一个小孩的一封电子邮件就能让新闻单位如此重视，并积极参与，最终通过牵线搭桥化解家庭纠纷，这是媒体责任心的体现，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。”
尹昌平认为，小军和父亲之间的事看起来是件小事，但这样的事多了就会成大事，因此这需要媒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去面对和处理。这对节约司法资源，减少社会矛盾都有积极的作用。少一场父子官司，就会多一点社会和谐。
亲人的责任心和理解万岁
如果你是“小军”你该怎么办？你会怎样去挽救和维系那面临危机的亲情？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80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人。
女孩小周说：“我会让父亲承担责任，这毫无疑问。但我会理解父亲的难处，对父亲的要求适可而止。”小周认为，打官司必然导致亲情的完全破裂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包括贫困，互相理解是维系亲情所必需的。
“谁愿意去打官司？”这是小军曾经对记者说的，同样也有其他人如此反问。20岁的小左对记者说，和亲人打官司，那是迫不得已之举。但是对一个在离异家庭生活的孩子来说，家长中的任何一方对子女的责任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是延续亲情的前提条件。所幸的是，在报社的帮助下，小军父亲的责任心复苏了。
概括被采访者的看法，那就是一句话：责任心和理解万岁。
家长须走出几个法律误区
在阿华和小军母亲离婚的协议里有一条约定，阿华不负担儿子小军的抚养费。这一条对阿华后来的婚姻具有极大影响，它甚至是阿华后来婚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。而后来，这条协议也成了阿华为自己解释的理由之一。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条协议？
记者采访了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主任、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离婚网（www.lhabc.com）的创办人柯直。
柯直说，小军父亲以“在离婚协议里说，子女抚养由母亲一个人负责”为由，拒绝子女的抚养，这实际上违反了《婚姻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明确规定。按法律规定，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一方的经济状况、抚养能力及社会实际生活水平发生变化时，可以提起要求增加、减少或免除抚养费。对于本案来说，在小军母亲无力抚养的情况下，他的父亲就有法定的义务。
柯律师借此提醒那些正在离婚或准备离婚的已有子女的父母，无论是对离婚还是对子女抚养问题，不能意气用事；特别不能为了争取子女的抚养权，就不顾孩子能否健康成长、以子女的抚养费全部由自已承担作为抚养孩子的条件。这样是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，也可能与你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。 编后
本报的这组连续报道到今天就暂告一段落了。撰稿人和编稿人都似乎言无尽，意未绝。所以，今后我们还将关注并为读者及时报道小军和他爸爸的故事。我们的心愿是，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亲情，健康成长，让所有的家庭和睦幸福。而这是需要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。
附:《浙江法制报》前几期连载的文章
为了那一触即发的父子官司
本报记者余春红零距离接触一对破碎婚姻下的受伤父子
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
伤感的求助信和温情的回信
几天前，本报的投稿邮箱里飞进来一封简短的求助信。每天都要在邮箱里淘新闻的编辑杨志东发现了它，这是一个父亲才会有的敏感。
那是封与众不同的信，短短几句话，很多问号：
法制报的叔叔、阿姨你们好。
我是嵊州长乐的一名中学生……我父母在4年前离婚了，当时父母在离婚协议里说，我的抚养问题由母亲一个人负责。但现在母亲已无力再抚养我，我父亲不用承担抚养责任吗？这几天看了你们的报纸，我知道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父亲提出要求。可如果我父亲现在拒绝抚养我，以后我是不是也不用赡养他？
对一个17岁的中学生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杨志东赶紧给小军（化名）回了电子邮件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父母的离婚协议是有效的，从法律的角度而言，父亲没给抚养费也无可厚非；不过现在如果确实需要父亲的帮助，不妨先找父亲谈谈。
几天后，小军再次来信。他说，自己找父亲谈过了，父亲说自己也欠了债，没有钱给他，还说他们已不是父子。他告诉父亲要起诉到法院。父亲怒了，回给他一句话：你起诉好了，我不怕。
小军在信里说了自己的打算：“现在我没时间，我打算考试后，也就是2月4号后再起诉。”一个中学生在信中透露出的无奈、决绝甚至是仇恨，把编辑杨志东的心揪了起来。他再次给孩子回了信：
小军：
你好！
我是浙江法制报的编辑，叫杨志东。上次的邮件也是我发的。看了你的信，我很伤感，也很替你担心，但更为你感到骄傲。
伤感，是因为你爸。因为我也是爸爸，是个12岁孩子的爸爸。作为孩子，特别是男孩子，没有了父爱，怎不叫人伤感？
担心，是为了你。一旦走进法院打起官司，我们担心你们的父子亲情会因此荡然无存。
骄傲，也是因为你。你在第一封信里说，你是看了法制报后，知道了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讨要你应得的抚养费。你从小就有了那么强的法制意识，真是不简单。是啊，凡事都要依法来解决，希望你能一直拥有这样的法制意识，相信法律，因为我们今后的社会，一定会是更加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。
所以，我们的建议是，最好不要立即打官司，先由我们报社记者出面，和你爸爸好好谈谈，再作打算，好吗？
这是一场即将开打的官司，原被告是父子，能避免这种在法律上无可厚非，但在情理上总难以释怀的官司吗？
这封电子邮件发出去后，我接到了去嵊州和小军爸爸谈小军抚养问题的特殊采访任务。
小军心目中的父亲
1月28日下午，我赶到长乐镇。因为是星期天，下午4点多，我见到了在家休息的小军，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：一米七多的个头，暗红色外套、牛仔裤。他微笑着打招呼，言谈之间很有礼貌，也有一个中学生身上难得见到的沉稳。
小军领我去他家。他把门打开的刹那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进门就是厨房，面积很小，水桶、脸盆、菜篮，杂物放满一地，油烟把房间熏得有些油腻和昏暗。小军径直走进另一个房间为我拿水杯，我跟过去。房间大约就5平方米，里面靠墙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桌面用报纸包着。这就是小军的房间。对面还有一间房，应该就是小军妈妈的房间。我没敢推门看，退回厨房。小军为我倒上了开水。
“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真不好意思。”能看出来，我的出现，让小军仿佛看到救星一样。
在阴冷的厨房间，我喝着开水，一边和小军聊起来。
小军眼前的这个家是租的，1年1200元。小军的妈妈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工资。
“我找过我爸爸了，他不肯给钱。”小军的声音低下去，一脸沉重。他回身拿出父母离婚时签的离婚协议。协议上说：“双方自愿离婚……婚生子小军由阿芹（化名）抚养教育成人，阿华（化名）不承担抚养教育费。”小军对离婚协议上的这一条很担心：是不是有了这条，他就永远都别想让父亲承担责任了？
“妈妈和爸爸离婚后，爸爸从来也没有看过我。元旦的时候，我去找他了，让他给我买套新衣服。我死缠烂打，他才给了300块钱。”
“小的时候，爸妈的关系就不好。爸爸出去打工很长时间不回家，也不寄钱回家。妈妈在小店里欠下的菜钱，爸爸也不肯付。”
“父亲对我一直不怎么样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一天早上下雨，我拿了家里的一把新的三折雨伞去上学。三折伞那时还不多见。父亲知道后，从床上起来，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追上我，把伞拿了回去，任我在雨里大哭。”
我听得鼻子有些发酸。“走，先去吃饭吧。”我借此打断了小军对童年和父亲的叙述。
“我跟妈妈说过你会来。等妈妈回来做饭，一起吃吧。”听小军说，因为妈妈上班，平时他的中饭、晚饭都自己做。
为了不给小军的妈妈添麻烦，在我的坚持下，我们找了家小面馆，推辞了好久，小军点了份大排面，5块钱。我要了份扬州炒饭，问了价钱，只要4块钱。这时小军立即改变主意，也要扬州炒饭。
小军母亲记忆里的婚姻
天快黑时，小军的母亲阿芹下班回到了家。阿芹42岁，大脸庞，有一点中年妇女常见的胖。我发现小军长得像母亲。见到我，她有些手足无措。她说，儿子做的这些事，她都不知道。
只有小学文化的阿芹开始吃力地用普通话和我谈她失败的婚姻。一开口，她就抹起眼泪来。
她说，1989年，她嫁给了阿华。第二年，生下儿子小军。有了小孩后，她和丈夫阿华的关系却越来越差。他们开始经常吵架，有时候，丈夫还会出手打她。她身体不太好，农活干得不多。丈夫外出打工，整年在外，但不寄钱回家。回了家，也不给母子俩生活费。有人甚至看见他把钱藏到鞋里。
此后，丈夫又认定她和他人有染，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。
2002年7月16日，阿华提出离婚。他们在当地一家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了离婚协议。“我是被逼离婚的。当时儿子12岁，刚小学毕业。我和儿子就这样走出家门，没有任何东西。”
离婚后，阿芹到镇上一家快餐店打工。当时，阿华知道后，还来抢走了她的铺盖。此后她又到嵊州打工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打工断断续续。
两年前，小军到长乐镇上读高中，为了方便，母子俩在镇上租了房。阿芹说自己已无力供儿子上学了，小军上学的费用全靠亲戚的借款和周济，记在账上已有2万多元。她曾让儿子辍学去打工，但小军坚持要上学。
“我是没能力还了，只能靠他自己还了。我也从来没想过让小军的生父出抚养费。”阿芹对以后的日子十分茫然。
从阿芹口中我得知，阿华已在两年前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后妻也是离异的，带着一个女儿。
现在让阿华承担对小军的抚养责任，这可能吗？小军母子心里的问号很大。而根据母子俩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，这个问号也在我心中冒出来。
但无论如何，我得去找小军的父亲阿华，去听听他的说法，去问问他到底还管不管、养不养他的亲生儿子。请关注本报明天的后续报道。
父亲：他连声爸爸也不叫
记者找到了那个同样受伤不轻的父亲
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
终于找到了阿华的住处
为了避免小军和父亲阿华对簿公堂，尽可能地弥合他们之间的亲情伤痕，当务之急是找到阿华。
小军提供了线索：1个星期前，父亲还在离镇上不远的一个电机厂里打工，还有他父亲的手机号码。
1月29日早上7点多，踏着白茫茫的浓霜，我找到了小军说的那家厂。为了防止阿华避而不见，我事先没打电话。那是个看不到厂名的厂，有几个工人正在操作着机器。厂里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我，阿华在几天前已经换地方打工了，可能在镇上，也可能去了嵊州城里。
我将信将疑地赶紧拨打阿华手机。通了，但是没有应答。继续拨打，却传来了无法联系的提示音。再拨，提示已经关机。
我马上联系阿华老家。村里人告诉我，阿华没有回家。不过阿华有个姓刘的好朋友，或许他知道阿华在哪。
我找到了跑运输的刘，从他那里知道了阿华曾经在太平沃基村住。
这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线索了。我马不停蹄赶去沃基村。下午2点多，我来到了沃基村。此时冬日灿烂的阳光暖融融地照着村子，不少村民正在房前屋后享受着阳光的温暖。
我向村民打听阿华。热心的村民帮我搜索起来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见到了阿华的同村人。这下，我终于锁定了阿华：阿华一家人的确就住这个村里。
她的通情达理让我有了信心
阿华一家人租住在村民的一栋矮房里，不过家里没人。我只能在门外“守株待兔”。
下午4点多，有人来了，阿华的妻子。她请我进门，让我坐，并动手泡茶，一切落落大方，还有一口流畅标准的普通话。她告诉我，自己是在阿华离婚后才认识他的，她觉得他是个可靠的男人。至于阿华和儿子之间的事，让他们谈吧。她答应等阿华回家，让他联系我。
几句话聊下来，让我觉得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这使我对说服阿华有了点信心。
晚上6时许，没有接到阿华电话的我再次赶到阿华的租房。此时，母女俩正吃晚饭，而阿华还没有回来。我留意了一下他们这个家：房子很老，黑乎乎的电线凌乱地挂在墙上，日常生活用具杂乱无章，惟有一个白色的电饭煲和一台电视机十分显眼。
“快点吃饭，我要加班去了。”母亲催促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的小女儿。我坐着有点局促不安，不知道她是不是暗示我该走了。
受伤父亲袒露心声
母女俩起身，打算出门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有了响动，果然是阿华：他带着一身的疲惫走进家门，没有和家人打招呼。灯光下我第一眼就看到他已经有很多白发。他一进门，就掏出一盒药，倒水吃药。
我自我介绍，说明来意。阿华激动起来，他说：“当时离婚时说好的，协议也签了，儿子自己愿意跟母亲，现在又……”
阿华说，当年他和阿芹离婚时，阿芹拿走了2万多元的存款，儿子也跟母亲走了。一夜之间，他失去了老婆和孩子。他感到万念俱灰、心灰意冷，连续2年没有好好工作。而当他要再次结婚时，儿子小军写来了一封信，信里数落了他的种种不是，还有冷言冷语的咒骂。那封信，阿华还保存着。
“有这样的儿子吗？”阿华问道。
“再说我现在实在没钱，有钱也会给的。我曾经想过如果他能考上大学，即便自己没有钱，我也会去借钱。”怕我不相信，阿华找出了一个本子翻给我看，满满一页记着1万多的欠账，连母亲生病花的医药费也是借的。阿华说他每个月打工的工资只有千把块。
阿华说，自己虽然窘迫，但小军在元旦找他要钱时，他还是给了300块，可是儿子却连声爸爸也没叫。平时碰到，儿子也不喊爸爸，形同路人。
“你们之间曾经有很多误会，也有隔阂，但是你们毕竟是父子，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。作为儿子，他现在的确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肯定也希望他能健康成长，学有所成。”
在静静地倾听了这个父亲的诉说后，我劝说了一阵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很难说清阿华过去那段婚姻中的是非恩怨，但只愿不要因此扼杀了父子亲情。
“我现在有了新家，我要考虑她们的感受。我不想再失去她们。”阿华又说出自己的顾虑。
“去和儿子面对面谈谈好吗？给彼此一个互相理解的机会。”我极力撮合父子俩在隔阂多年后来一次交心的沟通，这也许是冰封了很久的父子之情回暖的开始。
可是，阿华却陷入了沉默……
阿华会同意去和儿子面谈吗？父子之间的那块坚冰能打破吗？请继续关注本报的报道。
一声声“爸爸”填补父子心灵鸿沟
在记者面前，父亲许下了提供学费的承诺
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
